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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9章（第2页）

九岁小学毕业到上海读中学，爸爸狠狠心为我买了一支“关勒铭”牌的钢笔，但很快就丢了，爸爸很生气。后来知道我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，爸爸气消了，但再也不给我买好钢笔。我后来用的，一直是别人不可能拿走的那种廉价钢笔。我也乐意，因为轻，而好钢笔总是比较重。

二

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用笔，是从十九岁到二十一岁，替爸爸写“交代”。那是“文革”灾难的初期，爸爸被“革命群众”揭发有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，立即“打倒”，停发工资，而我们家有八口人要吃饭。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叙述来向“革命群众”说明事实真相，因此一边擦眼泪一边写，很快眼睛坏了，就由他口述，由我代笔。一开始他还没有被关押，天天晚上在家里他说我写。后来被“革命群众”上纲上线为“反对伟大领袖”，不能回家了。他告诉当权者说自己已经不能写字，必须由我代笔。因此，还能几天放回一次，但不能在家里过夜。

我一共为爸爸写了六十多万字的“交代”。我开始时曾劝爸爸，没有必要写，但后来写着写着，知道了从祖父和外公开始的很多真实往事，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，便写了下去。而且，又主动追问了爸爸很多细节，再从祖母、妈妈那里核实。这一切，就是我后来写作《吾家小史》的起点。这书，断断续续写了四十多年。

当时为爸爸写“交代”，用的是圆珠笔。一根塑料直杆，每支三角钱，我写完了很多支。用这种圆珠笔，要比用钢笔使力，笔杆又太细，写着很不舒服。但爸爸要求，在写的材料下面必须垫一张蓝紫色的“复写纸”，使材料交上去之外还留个底，因此只能用这种圆珠笔。写一阵，手指发僵，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节还有深深的笔杆印。再写下去，整个手掌都会抽搐，因为实在写得太急、太多了。

三

再怎么说，我爸爸都不应该是“文革”斗争的重点。他不是干部，不是资本家，也不是知识分子。“打倒”他，是出于“革命群众”的嫉妒。嫉妒他什么呢？只有一条，生了四个儿子，属于“人丁兴旺”。那年月，“人丁兴旺”必然食不果腹，但“革命群众”不管，只在他平日与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几句似乎“不满”的言语，便“打倒”了，长时间关押。

“文革”的真正重点，倒是与我的专业有关。戏剧，成了社会灾难的引爆点。整个“文革”，开始于批判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――那是戏剧；“文革”的旗帜，是几部所谓“革命样板戏”――那也是戏剧。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的事：很多人只因为说了一两句与戏剧相关的话，便身陷铁窗，或丧失生命。我考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，是学习戏剧理论和戏剧写作的，这专业一下子成了颠倒黑白、美丑、善恶的“集中营”。我决定退出，折笔改行。

在上海戏剧学院，我是反对“文革”的“保守派三座大山”之一。在爸爸已经被“打倒”的情况下，我的这种反对，在当时就是一种悲壮的自毁行为。就像我的叔叔余志士先生以连续三次的割脉自杀来抗议“文革”一样，我捧着他的骨灰盒接过了他的遗志。

正在这时，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，全国城里的学生必须断学废学，上山下乡，不准回城。上海学生，有不少更是被惩罚性地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。出发前，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必须去看一台彻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戏剧《边疆新苗》。天哪，仍然是戏剧！我看过这台戏剧后去农场时，把所有的笔都丢进了垃圾桶，包括为爸爸写“交代”的圆珠笔。当时，爸爸的“罪行”加重，不能离开关押室了，我也就无法再为他代笔。

为什么要把笔丢进垃圾桶？首先是一种抗议性决裂。“革命样板戏”和《边疆新苗》使我产生了一种专业性耻辱。其次，是因为发现没有机会写字了。到农场后给谁写信？爸爸那里不准通信，如果给妈妈写信，她又能用什么样的话语回信？而且，我打听到，我们劳动的地方根本没有邮局，寄信要在休息的日子步行很远的路才能找到一个小镇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休息的日子。由于这两个原因，理所当然，折笔、弃笔、毁笔、葬笔。

实际情况比预料的更糟。我们在农场自搭茅草屋，四根竹子撑一块木板当床，睡着睡着就陷到泥淖里去了。用笔的地方完全没有，用笔的时间也完全没有。永远是天不亮下田，天全黑才回，累得想不起字，想不起笔，想不起自己是一个能写字的人。